专访波拉克：如果美中开展军备竞赛，没有一方会是安全的

布鲁金斯资深研究员乔纳森•波拉克 (Jonathan Pollack) 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•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。2012年至2014年间，他曾担任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一职。在2010年底加入布鲁金斯学会前，他曾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担任亚太研究系教授及战略研究系主任。他还在兰德公司担任多个资深研究和管理职位，其中包括政治科学部门主席、国际政策研究经理和国际政策资深顾问。波拉克的主要研究领域包含中国国家安全战略、中美关系、美国亚太战略、朝鲜半岛政治与外交政策、亚洲国际政治、核武器与国际安全。

1、中美印象：在您卓绝的职业生涯中，曾供职于兰德公司、海军战争学院以及布鲁金斯学会。你如何看待智库在中美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？

波拉克：智库各善所长，也并非所有智库都是研究型机构。与之相反，很多智库其实是宣传机器（advocacy organization）。对我而言，智库应当是这样一个地方：在这里，不应当固执己见，在开始研究前不应当结论先行。然而很多智库的成果，我在阅读之前就知道它们要说什么。

智库的研究应当是独立和客观的，关注那些政府无暇或不愿顾及的问题。一个好的智库，必须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对自己的判断要诚实，收集证据以证实自己的判断。没错，智库已经在美国实现了蓬勃的发展，但是现在智库已经遍布全球了。

智库应当鼓励创新思维，勇于提出一些令人不适的问题。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区，大多数智库都在各国首都。你不得不告诫政府一些他们不愿意听到的事情。我会持续和中国的同行进行合作，鉴于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政治体系，保持开放的头脑很关键。我对抽象的理论不太感兴趣。我们都是基于对于世界运行的根本认知来做判断，这是我们工作的起点。这是我们理解问题的出发点，在面对个别的社会问题和挑战的时候，须知它们背后都有一个更国际性和跨国性的本质。这可是一个很有挑战的工作。

2、中美印象：7月23日，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做了题为“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”的演讲。您对于这个演讲有什么看法，能否详尽地说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？

波拉克：蓬佩奥的演讲是非常政治化的。我是指，他认为其演说将有助于他本人以及其他共和党人所期待的政治议程，

在演讲中，他屡次使用了“共产主义中国”（Communist China）这一术语，自尼克松以来，美国官员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使用过这一词了。现在，他和其他特朗普政府官员频繁援引“中国共产党”（the CCP）,这是有意无意地将共产党塑造成一个坏人形象。当年，尼克松开始称中国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（People’s Republic of China）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信号。蓬佩奥使用“共产主义中国”，这也是一个信号。选择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作为其演讲地点，明显是有意为之。他在暗示，尼克松对中国敞开了大门，而蓬佩奥则要关门了。

在演讲中援引“自由世界”这一术语，明显指向了冷战。“自由世界”这一标签，使人联想到美苏对抗的两极世界。讽刺的是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中国与苏联也有着意识形态上的争论，中苏同盟的头几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中国既不属于苏联阵营，也不属于美国阵营。也就是说，直到50年代末，世界仍没有明显地表现出两极的样子。

演讲也反映了蓬佩奥的个人野心。无论特朗普是否能赢得这次选举，蓬佩奥都将无疑是20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之一。与其他共和党潜在的候选人相比，蓬佩奥与特朗普的关系最为紧密。所以，如果特朗普在11月惨败的话，蓬佩奥必须设法对自己重新定位。尽管如此，我认为蓬佩奥对中国的态度是充满敌意的。他已经处在敌对光谱的最“敌端”处，他可不愿被其他共和党右翼势力“包抄”，抢了他这最显眼的对华敌对位置。

对于几乎所有共和党人来说，中国都是一个“被吊打的沙袋”（punching bag），没人会在中国问题上示弱。这部分反映出，特朗普政府正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塑造为“敌人”。讽刺的是，中国官员近年来一直指责美国抱持着冷战思维，我过去总认为这是夸张了。毕竟在特朗普执政之前，尼克松以来的每一位总统，都或多或少地为改进对华关系做出努力。当然，有时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。然而，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，中国得到了美国企业的认同，共和党与民主党都认为中国在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。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。两党都增加了对中国的谴责，只不过，共和党的批评都是更为意识形态导向的。而民主党的批评主要针对中国没能严格履行世贸协定，同时在中国人权问题和外交政策上严厉指责。也就是说，民主党强调的是，随着中国自身实力和地位的提升，中国没能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。

3、中美印象：您如何看待中美之间有计划地脱钩进程？这一进程是否可控？这将伴随什么样的风险？在脱钩进程中，美国政府将如何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进行协调？

波拉克：特朗普总是出人意料。尽管中美脱钩可能会继续，但是美国的企业和机构仍希望维持现有的伙伴关系，同时拓展新的关系。不管政府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，我们应当在社会层面保持联系，也要在个人层面保持联络。在企业层面也是如此。但是，这种联系必须是一条双向道，不能只是单方受益。比如，几乎所有在华的美国企业都实现了盈利。尽管它们不会离去，但是它们需要知道自己是被欢迎的、被保护的。或许一些企业会转移到经营成本更低的国家投资建厂，这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。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承诺继续留在中国，只要中美关系可以使双方受益。

现在的问题在于，特朗普公然地对双边贸易和全球秩序的根本前提充满敌意。他是多疑且排外的。他怀疑海外机构，同时自己也是一名经济民族主义者。特朗普政府在不断抹黑中国，现在更是变本加厉。无论下一位总统是谁，若想改变现状，都殊为不易。

4、中美印象：尽管特朗普政府不断宣称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，但是仍有些人认为，诸如民粹主义的崛起，以及新冠疫情所引发的民主危机等国内问题才是美国的主要挑战。在您看来，对美国的国家福祉来说，是国内问题更关键，还是外部问题更严重？

波拉克：我认为是国内问题更关键，而且仍在逐步升级。即使美国民众可能对外部世界心存畏惧，但是根本上来说，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活得更好，以及如何才能对更自信地面对未来。许多美国人担心的是他们逐年增加的债务，以及他们所处的世界和社会将走向何方。这些才是美国人此时此刻最关心的问题。

危机时有发生，比如911恐怖袭击。在我看来，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并非来自海外的威胁。这些变化是长期以来的国内问题所诱发的，而特朗普不会强调这些国内问题。拜登提到了这次大选，他认为这次大选是对美国心灵的拷问（‘Soul of America’）。我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我相信这正是我们当下所思考的。

另外，美国的失业人数已经上升到了一千三百六十万人，这才是政治应当关注的地方。如果我们能修补好国内问题，这将推动我们的外交关系向更健康的方向迈进。在新冠问题上，我们不应该再指责外部世界了，而应当尽可能地与他人合作。我们应当强调新冠疫情是一个全球危机，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危机。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应对病毒的侵袭了，只有合作才能共渡难关。如何控制病毒的蔓延，以及如何重启全球经济，这不是一朝一夕间就能实现的。

5、中美印象：一些学者指出，美国正成为逆全球化的推手。如果民主党重执政权，您认为美国会重新拥抱全球化吗？在共和党人中，特朗普总统对全球化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吗？

波拉克：特朗普之所以能当选总统，逆全球化是原因之一。对于国际经济是如何运行以及应当如何运作，特朗普的看法是顽固的。他的顽固不仅仅是针对中国。回看30年前，特朗普第一次在国际问题上公开强烈表态，他针对的是日本，因为日本的经济在勃兴，尤其是在汽车行业和电子消费品行业。那时，美国对日贸易有巨额逆差。毕竟，当时中美贸易额是很有限的，所以我不清楚是否那时他就开始针对中国了。特朗普是重商主义的拥趸。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应当多于进口。因此，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贸易中占优势，这都是不能接受的。这就是他反对中国最关键的地方，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具有领袖地位的贸易国，同时中美间贸易也极不平衡。

然而，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双边贸易的问题上，都会认同英国经济学家大卫•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。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，可以在很多事情上比美国做得更好、产品更便宜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在很多产品和技术上也处在领先地位。这是全球创新的重要来源。以苹果手机为例。当你买一个苹果手机的时候，包装上显示它是“加州设计、中国组装”。尽管中国被认定为手机的生产地，但是手机并非真的产自中国。很多先进的生产设备放在台湾，手机屏幕在韩国生产，这都是供应链的重要组成。当手机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，这些都被计入来自中国的出口，而苹果公司在销售手机的时候也狠赚了一笔。一般认为，在这样的安排中，各方都将受益。

至少理论上来说，是这样。但是，也有负面效应。一方面，美国消费者因产品价格低廉而受益，但是美国的老工业区如俄亥俄州、密西根州、威斯康星州遭殃了。这些州流失了大量的企业，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大量的就业。这些州正是特朗普的票仓所在。但是，即使特朗普凭借关税和制裁打压中国，美国的全球贸易赤字仍在持续增加。今年七月，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6360亿美元，这是过去12年来的最高峰，意味着美国的进口额创了纪录。

与此同时，很多美国厂商和农场主在出口中获益，当然包括对中国的出口。只要全球化的条款被认为是公平的，他们就会对全球化保持足够的兴趣。市场准入（market access）是世贸组织规定的义务，这要求贸易的双方要对等。许多美国企业抱怨，它们在中国国内市场没有获得公平的待遇，因为中国经济的许多部门仍然持保护主义的态度。

大量的中国学生得以到美国高校读书，中国得益于此。美国高校是门大生意，新冠疫情和美国签证政策的改变，美国高校担心它们将丢失海外留学生这部分的收入。包括硅谷在内的美国公司，不愿意失去创造力，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国和印度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及工程师。这些都是全球化的另一个维度。但是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性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，以此令很多对华限制政策更为合理化。

当被问及是谁决定了美国的对华政策，直觉上你会认为是美国总统。但是，很多有权势的政府部门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当然，特朗普尤其对贸易感兴趣，贸易对他来说是重中之重。特朗普看待世界的时候，夹杂了太多的个人态度。他担心自己无法连选连任。应对疫情方面的失败，对美国经济造成了极为负面影响，这主要是他自己的失策造成的，美国国内还弥漫着紧张的种族问题。他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处境岌岌可危。他发现，在许多问题上指责中国，而不是承认自己作为总统的失败，更容易脱身。于是，他将公众支持的减退、严重的经济衰退以及大量失业都归咎于中国，他认为新冠病毒最早在中国出现，所以中国难辞其咎。特朗普视全球化为寇仇，将中国视为威胁，这是他的一贯立场。

如果拜登获胜，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将会更积极，但是全球化不会再与过去相同的面貌出现了。拜登谈及了重建美国业已危机重重的制造业，在创新领域为美国工人创造新机会，比如清洁能源。他将强调这是美国自己的问题，而不是一味地指责他人。拜登被视为一名国际主义者。他对国际体系和多边协议充满信心。他不会像特朗普一样四处宣战，他知道应当从国内做起而不是在外四处挑事。

六、中美印象：根据近来皮尤调查中心的民调显示，在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持负面看法。公共舆论在双边关系中一般充当什么样的角色？尤其是在当下中美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，公共舆论会发挥什么作用？

波拉克：2000年，中国还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。而到了2015年，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。很多美国人对这样非凡的增长感到惊异。而过去几年，人们对此却越来越觉得厌倦，希望长期的经济竞争可以在一个公平的框架下进行。这部分在于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提升了，这意味着中国获得了在全球经济中前所未有的竞争力，比如在通信行业。这些问题被特朗普加以利用，为选举造势。在彼得•纳瓦罗（Peter Navarro）以及其他幕僚的建议下（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经济民族主义者），特朗普在贸易和科技方面对中国采取不遗余力的限制。

“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是好还是坏”，如果将这一问题去问美国人，大多数美国人会认为中国做的不好。然而，鉴于两国迥异的政治体制，再考虑到美国民众思维上的“独立性”（哪怕明知道对全社会有益，也不愿在被指导下行事），中国应对病毒的方式对美国来说毫无借鉴意义。不仅是中国，东亚的其他国家也做得相当不错。相比之下，无论是联邦层面的运作，还是太多美国公民不负责任的行为，美国都做的糟糕透了。从公众舆论对事态的评估来看，特朗普为此付出了灾难性的代价，失了民心。对任何总统来说，在其任内发生了重大事故，总统本人都难辞其咎。特朗普现在将他自己的错误归咎于中国和其他相关方，然而新冠病毒可不是共和党的一员，也不隶属中国政府。

就我个人而言，每当政治情绪发生剧烈转向的时候，我都会忧心忡忡。与其说大量的仇恨指向了中国，不如说这是美国对自身失败的承认。遥想当年，在二战结束时，美国占全世界GDP的25%，有着绝对的统治力。而如今看来，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仍然在很多高科技领域保持领先地位，但是在很多美国人看来，美国的优势地位将要消逝了。

我不认为现在回到了冷战，因为中国和苏联很不一样。苏联拥有强大的军备，但却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体，而中国却是两者兼备。正因如此，中国的崛起才引起了很多美国民众的巨大焦虑。当中国进入了世贸组织后，勤勤恳恳发展自己的时候，美国却花费巨资在伊拉克发动战争。我们现在的处境是，中东动荡不安，中国日益崛起，而特朗普却仍在抱怨德国及其他盟友不缴费。

以上种种因素，导致了当下这个不容乐观的美国。特朗普仍在操纵这些民怨，他声称其他国家在嘲笑美国、在利用美国。2017年以前，皮尤民调显示，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大概半喜半忧；而现在，有73%的民众对中国不满。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民意是可塑的，是变动不居的。政府上下，口径一致地向民众传递信息。比如20年前，恐怖主义是一大威胁；于是，民意开始专注于恐怖主义。影响民众选票的主要是经济因素。民意现在关注的是新冠疫情，特朗普就尽其所能地将指责转嫁。特朗普正试图稳固他的民意基础，这一基础是由愤恨不平构筑的，是对他者——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外——的愤恨不平，这可是很黑暗的价值观。这次可行不通了，他掉进了巨大的政治深渊。有法律的限制，特朗普没法使大选延期，大选延期在美国历史上可从未发生过。

七、中美印象：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有怎样的影响？在处理美国的问题上，您认为朝鲜会或多或少地帮助中国吗？

波拉克：东亚的大部分国家不愿意被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，不愿被迫选边站。美国有时会强迫它们做出选择，但是像韩国和日本这样与中国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国家，让它们完全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是不切实际的，除非盟国们认为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。同时，这些国家也不愿在中国的强迫下做出选择。所有东亚国家都承认了中国实力的增长这一事实，这种增长是全方位的，涵盖经济、政治以及军事实力。但是问题在于，中国到底要和它的邻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。在中国的强迫下做出不符合它们国家利益的决策，这是它们不愿看到的。当这些国家认为可以和美国建立有效合作的时候，它们就能更从容自信地与中国打交道。它们都乐意有美国在后面撑腰。

然而，特朗普总是对同盟关系持负面态度。特朗普将同盟视为负担以及对外政策的阻碍。那么问题就在于，如果特朗普实现了连任，在其第二任期结束之前，这些国家该做什么。美国对同盟国的承诺已经被严重破坏了。以韩国为例。如果韩国不再对美韩同盟抱有信心，这种潜在的政策转向可能会改变韩国的战略考量，不仅在对华关系上，乃至对日关系或其他双边关系上。同盟关系的背后，是价值观、国家利益、安全视角以及其他诸多方面。与特朗普不同的是，拜登信任同盟。如果美国的国家行为是稳重且可期的，这会让东亚国家在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同时，感到更舒适。

事实是，即使拜登执政，也不能保证中美关系向更平稳的方向发展。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打算挑战中国的政治红线。以弹道导弹问题为例，美国可能会要求日韩部署，而日韩不愿这么做。这不是东亚国家希望看到的局面。如果我们与中国开展军备竞赛，那么没有一方会是安全的。